现在不同了，种厂子的地由政府找农民征用，政府再将地卖给工业资本家种厂子，农民用土地种厂子的权利在最近20年被剥夺了。

我国已经加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国内发展必须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规划。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将因此而扩大，北京将具备承担政治和经济任务、从而进一步扩大影响力的能力。

二是根据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重要的是，需要找到逐步摆脱美元独大的过渡形式，以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纽约时报》2009年9月15日发表文章承认：目前存在着深刻的忧虑：华盛顿无法在政策上回收注入美国经济的货币和财政刺激，以阻止通胀激增和美元贬值。在金融危机中，黄金的重要性增加。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竞争能力的根本大计。

虽然像雷曼兄弟这样的大公司破产了，但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破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必须更加注重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②「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科斯（1988）在回顾他的公司理论的时候，明确讲他自己曾经受到那种把国家看做一个大公司思想的影响。

其二是重塑全球货币框架，为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可靠的结算货币与储备货币的基础。因此，中国改革的出发点，并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所以需要扩大企业组织来加以节约。大量形形色色的农业承包与工商业承包，就是这个层面的权利重新界定。这是因为，他的分析还顾及企业的另一个成本即组织成本——当公司把原本通过市场交易的活动集中到企业内部之后，公司的组织成本（包括决策、监督、管理的成本）就不可避免地上升了。

①[关于对中国货币形势的影响，参见周其仁，通胀、制度成本与中国经济增长]我相信，这是理解全球金融危机更为一般性的视角。1978年中国外贸总额206亿美元，居世界第22位。

在改革形势的逼迫下，这套权利体系被重新界定。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绝对排斥私产，但是现代的股份制经济却可以以私产为基础，通过形形色色的市场合约形成新的公司。第一个层面，是把原本在法律上属于国家和集体的公有经济，推入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国、前苏东国家和印度的卷入，不过使全球货币框架面对的新挑战变得更加难以对付。

这方面的选择很多，包括沿着欧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形成若干个区域货币（特别是亚洲或人民币货币区），在竞争中共同为全球市场服务。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这巨量的人力资源在过去封闭半封闭环境里的薪资水平，只及发达国家工人薪资水平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否则，战后几度繁荣的世界贸易与经济，没有办法从根本不存在的华尔街不贪婪或监管完善中得到说明。

2002年美国的一项比较劳动力成本调查，发现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时薪仅相当于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时薪的3%.②「美国劳动力统计局2005年8月出版了Judith Banister 撰写的月度劳动评论，认为虽然中国工资上涨步伐迅速加快（从1999年到2002年平均每年上升12%，对比之前五年平均只有2.6%的升幅），但中国工资升势增速对于拉近与发达国家工资的差距丝毫起不到作用。如此释放出来的巨大比较优势，是当今全球贸易失衡的基础。

选错的就要改过来，不合适的就可以调试。[关于这一点，见P.A.Samuelson （2004）。

这是当下全球经济发生一系列失衡的背景。①「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832页」列宁的构想更为直截了当：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社会主义，就是把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国家公司的雇员，使整个苏维埃经济像一个超级国家公司那样组织起来。中国2002年总体制造业的平均每小时工资只有0.57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每小时21.4美元的3%，或相当于墨西哥和巴西工人的25%、新兴工业经济体（即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的10%、或仅仅为日本和欧洲标准的3%.中国仍然享有工资水平显著低于全球其它国家的优势。制度变迁驱动经济增长中国在对外开放的新环境里重新界定权利，带来的最意想不到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迅速上升。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也推动中国卷入全球化的经济竞争。其一是发达国家加快创新活动，在更高生产率的基础上保持高品质的生活水准②。

而全球的贸易失衡，恰恰又不断加重着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沉重负担。从这个根本出发点看问题，前人写下的本本，苏联实行过的制度，一定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Mainstream EconomistsSupporting Globalization.，（Journal of Econom ic Perspectives.Summer，18，pp.135—46），以及作者对此文的评论（周其仁：《在台州读萨缪尔森》，《世事胜棋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210页）]而新兴国家则加快收入分配的调整，也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充实内需特别是消费的基础。其中，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是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

原先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容的非公经济，包括私人财产、个体户、私人企业与外资，则在国民经济的许多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他的推论很直接，当公司节约的交易费用与由此增加的组织成本在边际上相等的时候，公司与市场的边界就确定了。

此成本，不是原来人们熟知的生产成本，而是在直接生产以外、为了完成产品的交换而发生的交易费用。这是从全盘计划经济转向市场体制的关键。多少年困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是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偏低。更重要的是，不同所有制的资源可以合股组建新的组织，以适应多种经济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

根据科斯的理论，公司无非是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一种组织。但本文认为更切合实际的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发展经济的诱因，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

小结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历史背书。经过以上四个层次的产权改革，中国逐渐形成了多种财产权利并存的新局面。

这当然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但是，日益严重的贸易赤字、贸易摩擦与投资转移，不断要求发达国家强制地完成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只有当上层建筑的政治思想路线对头，愿意从底层的探索行动吸取调整政策、变化制度的力量时，各地的自发努力才有机会汇成制度变迁的伟大力量。①「虽然列宁掌权后实施过一段新经济政策，即苏维埃国家仅仅控制经济命脉，而把大量小工业、小商业和小农业都交给私人和市场，可是那段政策为时短暂。在科斯看来，在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并存的世界里，海洋不能覆盖一切，岛屿也不能替代全部海洋。他首先问：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既然可以用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为什么还存在内部似乎不依靠价格机制运行的企业？科斯的回答，是市场的价格机制有成本。

科斯的分析仅仅提供了如下启示，即可以把降低相关成本看做是理解制度与组织演化的基本线索。倘若没有这个层次的权利，资本市场就无从谈起，中国公司也就无从利用境外的资本。

第二个层面，是把公有资源的私人使用权进一步发展成转让权，以利于资源更有效地重组。⑤「本文作者对科斯的企业理论的理解，见周其仁（1996），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经验的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改革的体制出发点，是计划经济也就是一个超级国家公司的现实。

因此，中国的增长不无理由地被看成了一个奇迹。[这就是所谓特里芬悖论（TriffinDilemma ），见Robert Triffin，19601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 ：Thefuture of Convertibility.Yale University Press.另外，余永定教授对此论题有系统的阐释，见避免美元陷阱（余永定个人博客，http ：//www.caogen.com /blog/index.aspx？ID =182）]其实，随着欧洲复兴与日本重建，美元一身两任的矛盾就不断激化。